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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外交的关系初探

时间:2009-06-16 07:09:51  来源:北京中新美迪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 100037  作者:彭新良

[Title] The Relation of Culture and Diplomacy

 

 

[提要] 文化导入外交,古已有之。西方国家从事对外文化交往可追溯到早期欧洲传教士赴国外的传教活动。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文化与外交的结合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文化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第三支柱,文化外交登上外交舞台的显要位置,乃至扮演主角的时代即将到来。

 

[关键词]  文化;外交;软实力;文化外交

[Keyword] Culture; Diplomacy; Soft Power; Culture Diplomacy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特别是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和事件,引发了人们从一些新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探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兴趣。其中,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和考察国际关系就是一个新的倾向,许多国际问题的研究者对此投入了较多的关注。

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步伐,世界正朝着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国际文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而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Soft Power,也称作“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升,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主权斗争的新领域;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论争也日趋白热化,各国的文化安全问题日益凸现,各国对外战略中的国家文化利益诉求日趋突出,一种由政府主导,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行为——“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渐渐登上各国的外交舞台。

其实,文化导入外交,古已有之。自古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和人类活动空域的扩大,国家间交往的增多带动了文化的交流。最初的国家外交行为一般是没有文化意识的,外交更多地体现为国家间实物的争夺与交换,尽管文化上的交流偶尔相伴随。作为()官方行为的文化交流始自古代[1],如中国汉唐高僧西游印度和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唐朝为日本培养的“遣唐使”、意大利马可·波罗东来元代中国、明朝郑和下西洋等。如果从外交的宽泛意义上理解,这些都是文化外交的古代形态。

西方国家从事对外文化交往可追溯到早期欧洲传教士赴国外的传教活动。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相继派出成千上万的传教士到国外传扬基督教、办教会学校,同时接受并邀请大批外国留学生、官员的求学、问政。在这场“西学东渐”的政府行为中,美国后来居上。原本对华贸易逊于英国的美国,对外传教事业一跃而居首位,其“精神输出”远远胜于“物质输出”。例如,美国政府利用教会在华办学(如汇文中学、燕京大学)、办医院(如协和医院)、办书局(如花华圣经书房或美华书馆)、办报刊 (如《中国丛报》)。而早在1908年,美国政府就利用向中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资助部分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此举为美国政府从事对外文化关系开创了一个先例。

美国政府通过这些做法意在向中国人传播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当时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埃德蒙·詹姆斯(Edmond James)即有觉悟,他认为,对外(中国)的教育方法是“最合意和最巧妙的方法——通过智育和精神上控制它的领袖人物来控制中国的发展”[2]。在此,文化交流“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而运用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3]。可见,文化(宗教)与外交(政治)可以通过教育活动融为一体,成就完全意义上的文化外交。在此,文化外交,从实质上说,是输出思想,是传播和沟通信仰,是交换文化价值观,因而是“思想外交”(Diplomacy of Thoughts) 或“观念外交” (Diplomacy of Ideas)[4]。而对美国人来说,文化外交的目的在于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

就文化与外交的关系而言,文化确实可以纳入到外交领域而成为文化外交。正如当年普鲁士文化部长贝克所言:“文化政策是有意识地投入一笔精神财富,对内用于团结人民,巩固国家;对外则用于分化他国人民。”这就是文化外交的威力所在。

当前,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文化与外交的结合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了从具有外交文化意识到从事文化外交实践的飞跃。大多数国家都进一步意识到,文化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第三支柱 (政治、经济分别为 第一、二支柱)。文化关系之所以在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事务中占有相当重要乃至核心的位置,是因为它不仅能使国与国之间业已长期存在的所有关系更为紧密,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关系能在接触甚少或毫无接触的国家之间创建一种新的联系——“智力联系和精神联系”[5]。正如在一个社会内,文化不仅不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之外的多余部分,反而恰是文化包容了一切;在国际社会,国家间的文化关系同样是国际关系中最为普遍、持久而深入的要素。文化不再仅是影响或决定外交的一种背景,而且文化已成为一种实现国家利益的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更为重要的是,一国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决定着其在创建国际公有规范和普世价值观中的话语权和贡献大小,这直接关系到该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文化安全。基于文化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文化外交将成为与政治外交、经济(科技、贸易)外交、军事外交并立的一个外交分支[6]。可以预期,文化外交登上外交舞台的显要位置,乃至扮演主角的时代即将到来。

 

 

 

 

 

 

 

 

[作者简介]  彭新良1974- ),男,北京丰台人,北京中新美迪文化发展中心主任、中新美迪国际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媒体与对外传播、文化外交、政党外交。

 

[联系方式]  彭新良010-58691796 13910180363email: pengxinliang@yahoo.com.cn

 

[   ] 北京中新美迪文化发展中心(CMC)是一家致力于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中外友谊、提升国家形象的专业文化机构。中心以“服务海外媒体,传播中国声音,改善中国形象”为宗旨,是中国第一家以服务于境外媒体来华采访为主业的非赢利性独立机构。中心网址:www.sino-cmc.com彭新良的个人网页: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03843657_0_1.html



[1]如果从不严格的意义上来理解国家,那么在古代中国的各诸侯国、古希腊的各城邦国之间就有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这可以说是文化外交的雏形。

[2] Edmond JamesChina and America Today, Edinburgh: Oliph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p. 213.

[3] [美]弗兰克·宁柯维奇:《美国对外文化关系的历史轨迹》,《编译参考》1991年第7期。

[4] Frank Ninkovich,“Culture and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in John Chayed. ,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Praeger 1990p. 16.

[5] [法]路易·多洛:《国际文化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6]欧洲国家普遍把文化外交称为第三外交。如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1996年把文化关系称为对外政策的“第三根支柱”。中国前总理周恩来曾指出:文化是外交工作的两翼中的一翼(另一翼是经济);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也提出:文化同政治、经济一起构成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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