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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新良: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

时间:2009-06-16 06:42:04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013  作者:彭 新 良

[摘要]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是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它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综合体。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文化安全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文化安全威胁和挑战。维护文化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构建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安全战略,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 全球化  文化安全  文化战略

在全球化时代,涉及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领域,都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稳定发展的精神前提,它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综合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1992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治乱兴衰。文化融合与文化差异一样,都是人类社会进步所不可缺少的。每个民族都是其历史文化传统的伟大继承者,它一方面顽强地守望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接受和补充本身缺失的东西。[1] ( P2)

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间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传媒都成为强势文化扩展的手段。这种“超国家领域”的控制权,正如汉密•J•摩根索的著作中所说的:它的目的不在于攻占他国的领土,或控制其经济生活,而在于制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2] (P78)理查德•克罗斯曼为英国作家桑德斯所著《谁承担后果──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一书写的序言中说:“美国间谍情报机构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以可观的财力支持着西方高层文化领域,名义上是维护言论自由,……这场战争具有一个庞大的武器库,所藏的武器是刊物、图书、会议、研讨会、美术展览、音乐会、授奖等。”这种文化战略,在促使苏联和东欧剧变中得到成功的运用。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内部的原因,但美国等西方国家运用传媒的渗透,对苏联官僚集团和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3] (P213) 南联盟的“倒米”浪潮更是西方国家直接策动的文化战争。美国“政府对外资助机构”通过商业合同交给塞尔维亚反对派大量经费。在南联盟总统选举时,美国资助反对派的重达80吨的250万张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每一个投票站的监督员都领到西方提供的“好处费”。米洛舍维奇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攻势下,无可奈何地宣布辞职,接着又被出卖给海牙法庭。可见“天鹅绒革命”的厉害。俄罗斯专家在总结伊拉克战争教训中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和精神潜力被最大限度的削弱,失去国际信誉,而国内人民也不准备奋起保卫祖国时,对这个国家的军事侵略就会成为可能。这个评论是很切中要害的。 

一、威胁中国文化安全的外部因素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为中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威胁和挑战。具体表现如下: 

(一)打着“民主”旗号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其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就是最有力的进攻。美国基辛格同仁公司总裁曾经在美国《外交季刊》上撰文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应该确保:如果世界向统一语言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语言就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向统一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发展,那么这些标准就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逐渐被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那么节目的编排就应该是美国的;如果世界正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那么这些价值观就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近年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强化了运用文化力量来制约和影响世界事务和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的手段,大力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乎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 

在理论层次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比如,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称之为“极权主义”,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这么做的目标只有一个: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具体方法上,西方反华势力除了继续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以及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成和生活方式外,还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实施住处垄断,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而中国作为相对被动地接受美国信息的国家,在对抗西方单一文化的渗透,防范信息霸权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在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严重的“集体失语”现象。 [4]

  (二)利用经济优势开展“人心争夺战”。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中国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其主要方式有:1、利用教育优势,不断从中国的高等院校乃至中学选拔比较优秀或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学生出国留学,并以高薪、优越条件等吸引其中的杰出人才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人;2、以法律的形式,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3、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美国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中国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4、在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的学者中,致力于扩大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通过某些“基金”和“组织”,对中国的敏感政治问题以合作研究、资助研究或交流研究的名义,输入西方政治理念;5、以“政治避难”等方式,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代理人,等等。 

  (三)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美国学者认为,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地区和国际性经济组织作用于加强以及资本流动的国际化,一种相对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正在形成。而这一“超然于国家主权之上的经济体系”的一大目标就是要以超越国家主权的经济权力来逐步瓦解“民族国家”,进而形成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系,最终导致全球性的文化体系,使美国的价值标准成为未来世界的评判标准。因此,西方国家越来越充分利用其经济强势,在“经济全球化”之后,进一步提出“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在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背景下,将突破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作为实施“经济援助”或“市场准入”的条件之一,从而使得单方面的文化“植入”成为一股汹涌而至的浪潮。在分析中国入世可能带来的影响时,一个香港人的文章说明了合作之外的“另一面”:“另一面则不是那么具体、清晰,也很少有人提及,那就是将对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防线造成致命冲击。因为成为世贸大家庭的成员之后,除带给中国经济巨大冲击外,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层面也必定受到影响。根据世贸组织规则,中国必然要逐步对信息产业、资讯、影视乃至传媒等领域加以解禁。”“‘和平演变’的可能性更大。” 

二、威胁中国文化安全的内部因素 

  事物的发展总内因与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因素,从现象上看,西方反华势力的“和平演变”与文化渗透是主要矛盾。但从实质上看,主要矛盾依然是我国文化建设领域中的问题,西方“西化”、“分化”图谋之所以在个别时候、个别地方、个别领域能够奏效,也主要是这个原因。而对于内在的威胁文化安全的因素,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对与反华势力之间在文化领域,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缺乏清醒的认识,个别方面意识形成领域工作的弱化和不力,是造成文化安全工作弱化的直接原因。亨廷顿曾经说过:当今世界文化冲突关系的基本动因来自于社会制度文化的剧烈对抗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选择和意识形态认同上的对抗并没有因“冷战”结束而终结,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咄咄逼人,无孔不入。而我们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应对上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 

  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的论调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某些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领域过度泛滥。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只注意了“泛意识形态化”的不正确倾向,而对于西方企图渗透进来的东西,无论是其政治思想、资本动作方式,还是生活方式,往往在“非意识形态”思想的支配下,自动地放弃了批判的武器。与此同时,意识形态工作在内容、形式、方式、方法、机制等方面的僵化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正是由于这种僵化,造成了一些人 错误地认为意识形态就是“灌输”,就是不需要研究,一提起来,往往显出不屑一顾的姿态。殊不知主流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意识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恰恰是最需要研究的领域,而且应该是各方面研究成果高度集中的体现。只有我们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才能够真正用代表先进文化的思想,对抗西方反华势力的所谓“话语霸权”。 

  另一方面,由于片面地强调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有某种程度的削弱。应该说,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并不必然是坏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要好得多,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基础的客观实际——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多种利益主体并存的状况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必然反映。关键是“度”。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仅仅片面强调了多元的合理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借其他社会思潮冲击、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在部分领域,许多学者对一些西方首先提出来的范畴和要领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满足于人云亦云,或者赶潮流、求新奇,缺少在实践中发展创新,他们的理论研究在内容或在方法上仅仅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翻版,甚至是把西方都早已摒弃了的东西奉若至宝,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并因此而不能准确把握问题的实质和方向,以至于尽管表面上新名词、新概念层出不穷,一片“繁荣”,实际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却影响不大,或者产生的是负面影响。[5] 此外,虽然我们的文件里不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目前在研究、宣传、教育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支持力度不够,满足于做表面文章等等,如果不尽快改进,思想意识形态的阵地就会不攻自破。 

  (二)商品化的倾向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泛滥,是威胁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有很强的向其他领域的扩张性,当前在我国的突出表现是:第一,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从交换价值的角度刺激、迫使人们的功能很强,而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功能则受到抑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倾向有所增强,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泛化。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观念受到空前的挑战。第二,由此引发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受到巨大冲击和消解。承担着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直接利益与最终目标的统一遇到一定的困难。第三,要求文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在相当范围内存在,文化本身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日益失去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有逐步蜕变为一般商品的危险。 

  (三)在前述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与不足,是造成思想文化领域缺乏对抗外来威胁“内应力”的根本原因。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创新不够,体制不活,机制不灵,这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不能够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甚至产生误导。比如,不少人不敢直面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地位和不同利益需求,不敢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矛盾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无论这矛盾是否对抗性的;对于“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缺乏全面、系统、具有深刻理论分析和时代内涵的理论阐释,在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势面前有时不免捉襟见肘。在文化建设方面,文化体制改革启动较慢,文化产业的市场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弊端不能得到根本解除,这就导致了整个文化领域缺乏积极性、创造性,文化生产力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差距甚远,文化产品的竞争力难以与国外带有较强西方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相抗衡。

而实际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外来威胁,正是通过以上这些内部因素而起作用。

三、维护文化安全的意义

维护文化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的结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等国家安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文化、科技、经济等因素的地位在日渐上升,并且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与否的重要标志。因而,维护文化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讲中国文化面临着外来威胁,并不等于要重新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上去;恰恰相反,对于来自不同发展程度和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挑战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与鉴别,对以建立单极世界或单一化社会为目的的文化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正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势必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一方面,文化涉及到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它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形成的思维模式”。[6] (P26)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消解民族文化,必将化解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造成中国深层次的“文化弱势”,削弱中国的综合国力。维护文化安全可以形成维护国家统一、凝聚人心的巨大精神财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不受侵害,能够在党和人民心中形成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另一方面,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和理论上的话语霸权,将使中国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这种共同的、稳定的基本价值观念,或者是分裂为许多不同的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或者是遭到外来文化的入侵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自己的主导地位,那么社会中具有不同基本价值需要、运用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各利益集团就必然沿着不同价值观念的边界进一步发生深刻的、乃至不可弥合的分裂,并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分裂、大动荡。与此相关,诸多社会组织,包括国家和政党的价值基础也一并遭到怀疑,由于失去文化价值的支撑而必然产生的“合法性危机”将导致国家意志、价值观念、国民心理上的全面崩溃。在组织内部,组织的规则失去应有的约束力,组织内部出现一种离心现象,整个社会将陷入一种严重的无序化状态。与此同时,个体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基础被动摇,引发诸多社会、心理问题。[7] (P130) 这种图景是悲惨的。

文化作为人类认识主客观世界的精神活动的智慧结晶,具有对自我内心世界不断反省和超越的功能。先进的、不受外来侵害的文化能以其丰富的营养润泽人的身心,培养人的精神面貌,涵养人的浩然正气,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四、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

文化不仅成为冷战后民族国家捍卫国家主权斗争的重要武器,而且也成为冷战后架构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安全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安全已成为影响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如何构建新时期中国的文化安全战略,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从战略高度制定文化安全目标。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它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它本身具有的强大功能与作用,这也是文化之所以成为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文化滞后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由高潮走入低谷的深层原因”。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认真吸取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二)从体制高度审视文化安全机制。文化安全牵涉到许多方面,但是建立完善我国的文化安全机制,首先必须遵守文化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文化可以通过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乃至融合;另一方面,文化由于其民族性、阶级性和历史继承性等特点,而存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因此正确把握这把“双刃剑”,使它为我所用就尤为重要。[8] (pp.23-24) 

(三)从观念高度增强文化安全意识。“文化安全”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处于可有可无之中,这与我国当前的文化安全环境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要从观念高度增强人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安全意识。一方面在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另一方面,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向世界展示我国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念,争取在文化的国际交流中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文化,从而为我国争取良好的文化安全环境。 

(四)大力宣扬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伟大民族之一。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仅存的最古老的文明,她拥有上下5000多年的文明史,对人类社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现今世界各国,尤其是有国际影响的大国,都在努力宣扬它们的民族文化。比如,法国政府每年都投巨资宣传法兰西文化,努力扩大法语的使用范围,以抗衡不断扩张的英语世界的文化影响。我国也应借鉴这种做法,大力推广使用汉语,利用我们华人遍天下的优势,大力宣传我们的民族文化,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们国家安全的系数。 

(五)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诸如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一些不良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给我国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严重冲击着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因此,我们要从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西方不良文化的恶劣影响,坚决抵制这些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 

(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是影响国家安全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爱国主义精神蕴藏着巨大的力量,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与希望,下个世纪乃至下下世纪的国家安全都将靠青年人来实现。一个不爱国家的公民,不可能为国家安全出力。我们只有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教育,保障国家文化安全才能后继有人。[9] (P11)

维护文化安全并不是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自主性和开放性有效结合是文化对外开放的原则。实践证明,先进的文化总是在竞争中产生、发展、壮大;兼容并蓄的先进文化更能带来国家的强大,更能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10]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我们应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吸纳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作者简介]  彭新良1974- ),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博士,副编审。曾先后在中央外事机关和出版社工作多年,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外交、政党外交。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14A503彭新良(邮编100013);电话: 010-8426388913911365523email: pengxinliang@yahoo.com.cn

[Title] On Chinese Country Culture Security In Globalization Time *PENG Xin-liang

[Abstract] In the globalization time, cultural security is the national stable development spiritual premise, it with the economic security, the political security, the military security and so on constitutes a complete national security complex compound together. The various countries all faces the cultural security question, China exterior was taking in the world the biggest developing nation, faced with more stern, is coming from and internal cultural safe threat and the challenge.The maintenance culture security is maintains the national security the important constituent. How constructs new time China the cultural security strategy, that has already became the 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we urgently awaited to be solved. 

 [Keyword] Globalization; Culture Security ; Culture Strategy

20055月)



[1] 评论员文章.全球化下的中国国家安全:国防是支柱,经济是基础,文化是阵地[J.瞭望周刊,2004,7.

[2] 李军,谢峰梅.大河之舞:2004年中国文化年报[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3] 宫达非.苏联剧变新探[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4] 衣俊卿.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与中国的文化境遇[C].社会科学辑刊,2002,(1).

[5] 陈华.试析邓小平的文化安全战略思想[C].毛泽东思想研究,2002,(6).

[6] 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7] 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8] Samuel P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J].Summer l993. 

[9] 李军,谢峰梅.大河之舞:2004年中国文化年报[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10] 乐后圣.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N].中国文化报,20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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