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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新良:論中國的“文化大國”戰略選擇

時間:2009-06-18 08:50:38  來源:  作者:彭新良

[Title] Chinese Strategic Choice For “A Cultural Power”

 

[提要]  經濟全球化帶來了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資訊傳播的自由交流,也帶來了文化在全球的廣泛傳播和衝突。隨著國家和民族文化的邊界不斷被消解、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威脅的加劇,國家文化主權的主體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學界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進行分析和闡釋,從而使我們對文化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更加深刻。中國借鑒了國際社會的成功經驗,確立了建設“文化大國”的國家總體戰略,力爭在文化原創能力、文化綜合國力和國家文化管理能力等方面處於國際領先地位,為最終建設世界文化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Abstract] The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the capital free flowing and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free alternating current, also has brought the culture in the global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and the conflict. Along with the culture imperialism and the culture hegemonism threat aggravat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vereignty status has been seriously challenged. The academic circles has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and the explanation from each different angle to the culture imperialism theory. This causes us to be more profound to the culture imperialism essence understanding.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establish a cultur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power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y, to the cultural original capacity, cultur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national cultural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n the areas of international leading position for the final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power lay a solid foundation.

 

[關鍵字]  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文化大國;文化戰略 

[Keyword] Cultural Imperialism; Cultural Hegemonism; Cultural Powers; Cultural Strategy

經濟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基本特徵。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僅是一個以跨國資本運作為基礎的世界經濟市場及其活動方式,而且也必然產生出一種內在於整個全球市場活動中的無法抗拒的文化強制力,這種波及全球的文化強制力帶來的是文化在全球的廣泛傳播和衝突。全球化帶來了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資訊傳播的自由交流,全球性資源的再分配拉動和刺激了規模空前的文化商品的全球流動和文化形態的對撞,各民族的文化傳承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失去了固有的涵義,國家和民族文化的邊界正在被消解,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威脅加劇,國家文化主權的主體地位受到了嚴重挑戰。這就使得全球化最終將不僅是經濟戰略問題,而且也是文化戰略問題。 

 

我們要討論國家文化安全和文化戰略問題,首先遇到也是首先必須給予回答的是,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多樣性安全之間的關係問題。 

冷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發生極大改觀。全球化進程中,文化全球化也加快發展,這直接威脅著各民族文化存在和發展的獨立性。文化傳播和交流在國際互聯網的推動下更加直接、簡便。有的國家通過媒體侵蝕他國文化主權,推行文化帝國主義文化殖民主義對他國文化進行文化滲透、文化控制;利用語言優勢傳播價值觀,謀求國家利益,形成話語霸權;有的國家通過大規模文化入侵(輸出文化產品等)造成對他國文化的體系、整體價值觀的破壞、侵蝕,產生文化同化現象。面對國際社會的這種狀況,國家文化生存和發展的外部環境也發生變化,如跨國公司的發展,難民潮,科技文化的發展,網路技術的發展等,這些使文化安全問題變得突出起來。正是由於文化霸權主義政策和文化多樣性的訴求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衝突,文化霸權主義現實地威脅到民族國家文化身份的存在與發展,乃至民族國家存在的合法性,這才有了法國、印度、加拿大等國限制電影進口、雜誌進口等制度的產生。 

20世紀初,資本主義就進入了寡頭壟斷的時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愈演愈烈了。在全球化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融合為一,金融寡頭統治一切,形成了食利者階層和食利國。金融寡頭壟斷時期的資本主義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主要形式是資本輸出。資本主義國家向第三世界的資本輸出往往打著經濟援助的幌子,除去投資開工廠之外,更多的是採取貸款的形式,使第三世界國家背上沉重的債務包袱。這就是新階段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的產物。即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形成了金融寡頭的統治,對內殘酷壓榨勞動人民,對外推行殖民主義侵略擴張和掠奪。與此相應,出現了許多研究帝國主義的理論。1890年代,在英國,帝國主義成了主要的政治論題。這導致了相當多地論述帝國主義的著作的產生。J.A.霍布森(Hobson)的《帝國主義論》一書是其中的精華之作。20世紀初,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也是一個典型。 

文化帝國主義理論最初是對當代西方大國通過文化輸出謀求對不發達國家的文化霸權和文化控制的一種批判。1948年,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主要學派——現實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和奠基人漢斯摩根索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國家間的政治》,在此書中,他對文化帝國主義進行了初步的分析。他認為,文化帝國主義是一種帝國主義政策,而且是最成功的帝國主義政策。這一政策的目的,不是征服領土,也不是控制經濟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為手段而改變兩國之間的強權關係。[1][1]由於此書從1948年出版到漢斯摩根索去世,一共再版了五次,因此,在西方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書中,漢斯·摩根索非常明確地把文化帝國主義看作是帝國主義的三種方法中的一種,是從國際關係中的強權運動的三種形態的角度來分析文化帝國主義謀求以另一種文化取代一種文化的目的性,[2][2]可以這樣說,它是毫不掩飾地揭示了文化帝國主義作為大國強權政治支配下的文化的本質特性。 

 

 


 

 

文化帝國主義的有關論斷始於20世紀60年代,其基本思想來源於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在其《獄中劄記》中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後來西方社會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激進知識份子對戰後西方文化的反思中形成了對全球化及其西方化的批判理論,即文化帝國主義論斷。因為二戰後,舊殖民主義體系土崩瓦解,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獲得了政治獨立。帝國主義逐漸認識到只通過大量的資本輸出,在經濟上控制這些已獨立的國家還遠遠不夠。於是他們採取了一種新的策略。在意識形態上極力推行一套騙人的價值觀念,從思想上、文化上瓦解這些國家的上層建築,以使帝國主義達到在財政上、經濟上、外交上、政治上重新淪為帝國主義附庸國的目的。所以法蘭克福學派認為,自二戰以來,西方大國主要是美國以高技術為手段,以消費主義為特徵,以大批量生產的文化工業品為載體,並通過大眾媒介向世界其他地區廣泛傳播西方文化,其目的是為了對接受國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態的控制。這種控制是在殖民主義受到極大衝擊的後殖民時代,西方控制第三世界的新形式。與此同時,在20世紀60年代學生造反和反戰運動中崛起的美國新左派史學家開始了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全面批判。文化批評的宣導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認為,文化帝國主義在當今社會之存在,主要體現為兩種現象:政治體系現象與經濟體系現象。文化決不是孤立的,它必然在社會聚像層面的政治與經濟上體現出來。雷蒙威廉斯等人提出美國對外政策的本質是一種政治和經濟帝國主義,追求的不是以領土掠奪和殖民征服為目標的傳統殖民帝國,而是對其它國家進行經濟和文化控制的非正式帝國。這些思想都為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出現提供了理論前提。從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無論學術界還是公眾話語中都逐漸出現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用以說明和解釋西方與不發達國家之間的文化關係以及批判美國的文化輸出政策,並成為後殖民批評的主要理論之一。 

文化帝國主義是一個在意義上有著與文化霸權主義內容相似性的概念。但不同的學者在不同的時代,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出發,對文化帝國主義的闡釋並不完全相同。20世紀70年代末,當世界上大多數地區不再存在殖民者的行政統治的時候,殖民話語批評才進入西方文化理論和批評。一般公認的是美籍巴勒斯坦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愛德華薩義德首先在其《東方學》一書(1978年)中把殖民話語作為研究的物件,他系統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義在文化上的表現。他的著作是英美人文學科中最早對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殖民地統治進行抨擊的一部力作。[1][3]薩義德認為,方人的文化和地理認知中,東方向來是一個異化的空間:許多西方作家筆下的東方,往往是一個充滿神秘色彩、並擁有豐富資源的疆域,西方人既可以在那裡馳騁其浪漫的情懷,又可實行經濟剝削和資源掠奪。總之,在西方人的文化中,東方已被定型為浪漫化和掠奪的客體。[2][4]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原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冷戰時代也就結束。冷戰結束後,靠赤裸裸的軍事侵略來征服世界,不僅代價很大,而且很難行得通。因此,西方大國大力推行文化帝國主義的政策。1989年福山提出了歷史終結論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發表著名的文明衝突論,這些都是鼓吹文化帝國主義的理論,從而為西方國家的精神文化征服披上了道德的、合法的外衣。 

 


 

 

此外,1991年湯林森博士出版了《文化帝國主義》一書,首次系統地對文化帝國主義話語進行了分別和剖析。在這本書中,湯林森借用了法國哲學家福柯的話語分析理論對文化帝國主義作了許多相當精闢的分析,並且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作為媒介帝國主義的話語、作為民族國家的話語、作為批判全球資本主義的話語和作為現代性的批判四種形式。然而由於他並不同意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和堅持始終如一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所以湯林森雖然運用了福柯的話語分析理論,但是並沒有通過對文化帝國主義四種形式的分析揭示蘊涵於其中的話語與權力的關係,否定文化帝國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文化支配文化殖民文化霸權,從而在強調全球化帶來的統一性過程中丟失了對文化的民族性問題的應有考量,這就使得湯林森的文化帝國主義理論從解釋學出發把它等同于文化的全球化,從而消解了文化帝國主義對於第三世界國家民族文化生存與發展所構成的安全威脅。[1][5]也正因為如此,有學者才尖銳地指出湯林森的理論其實是掩蓋了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不均衡的文化權力關係,具有為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國資本主義脫罪的嫌疑。[2][6]

1993年,愛德華薩義德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巨著《文化與帝國主義》。這部著作擴展了他早先的主題,文化與殖民活動之間的密切關係,探索隱沒於小說、詩篇和閒暇情趣之下的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同時注意了在東方的對西方霸權的抵抗,並且強調了後殖民主義知識份子的反權力話語的歷史。在薩義德看來,在全球化時代,帝國主義的西方/非西方這一典型的二元對立仍是今日西方世界用來建構其話語的主導修辭,只不過控制這一修辭的帝國已從19世紀的英法轉向了美國。[3][7]1999年,法國外交部長與巴爾·韋德里納說:美國今天的霸權地位已經延伸到了經濟、貨幣、軍事、生活方式、語言和鋪天蓋地地湧向全球的大眾文化產品等領域。這些文化產品左右著人們的思想,甚至使美國的敵人也為之著迷。[4][8]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展開,1999年湯林森博士又推出了旨在分析全球化文化帝國主義的力作《全球化與文化》,從而使我們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認識更加深刻和系統。目前,學術界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的研究可以說是方興未艾,人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對文化帝國主義理論進行分析和闡釋,從而使我們對文化帝國主義本質的認識更加深刻。

 


 

 

 

 

 

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有著天然的聯繫。所謂霸權,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指國際關係上以實力操縱或控制別國的行為。那麼,文化霸權就是指利用政治、經濟、語言、技術的優勢,良好的文化設施,控制世界文化資源與市場,在全球範圍內實行文化滲透,力求建立有利於發展其政治、經濟霸權的全球文化。具體而言,所謂西方文化霸權,就是西方國家把其物質生活方式、人生觀和價值觀作為一種普世的行為準則加以推行,賦予自己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阿爾溫托夫勒曾在他的《權利的轉移》一書中說道:世界已經離開了暴力與金錢控制的時代,而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擁有強權人的手裡,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路控制權、資訊發佈權,利用英語這種強大的文化語言優勢,達到暴力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1][9]這就是網路時代的文化霸權主義。而文化帝國主義的目的是要重塑他國人民的價值觀、行為方式,使之心甘情願為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服務,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就此而言,文化帝國主義就是文化霸權主義,他們都表現為採取強權政治的手段,強行向他國推行西方的宗教信仰、文化習俗和價值觀念。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作為全球化進程的主要推動者和主導力量,所追求的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開放的全球市場,還包括西方政治和文化價值的推廣,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觀念成為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把全球化導向了一場霸權色彩濃厚的文化帝國主義的擴張運動。 

因此,我們更側重于從文化政策的層面,即我們主要地把它看作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文化戰略,一種大國試圖在全球擴張和實現其戰略意圖的文化戰略選擇,而且這種選擇是這樣地進入到國家的政策議程,並且在國家實施它的全球戰略中生動地體現出來。[2][10]美國把在世界各國推廣其民主價值觀作為文化擴張的主要內容。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宣稱:擴大民主社會和自由市場國家大家庭有利於美國所有的戰略利益,而美國的家利益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通過擴大民主國家大家庭而取得價值觀的安全[3][11]

    美國前總統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曾經更加坦率地說過:當前,美國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權沒有對手。由於美國主宰全球通訊、大眾娛樂和大眾文化的巨大但又無形的影響,也由於美國技術優勢和軍事作用的潛在影響,以上這一切都得到了加強。文化統治是美國全球性力量的一個沒有受到足夠重視的方面。不管你對美國大眾文化的美學價值有什麼看法,美國大眾文化具有一種磁鐵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對全世界的青年。他的吸引力可能來自他所宣揚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但是在全球的吸引力卻是不可否認的。美國的電視節目和電影大約占世界市場的四分之三,美國的通俗音樂居於同樣的統治地位……網際網路用的語言是英語,全球電腦的絕大部分點擊內容出自美國,影響著全球會話內容。最後,美國已經成為那種尋求高等教育的人的聖地,有近50萬的外國留學生湧向美國,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學生永不再回故國。民主理想同美國的政治傳統結合起來,進一步加強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個體系是以美國為中心,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個體系是霸權主義的[4][12]

    可以說,文化帝國主義在本質上與文化霸權主義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即它以否定和排斥他者為前提,把自己的文化強加給他者,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共同構成了對他國國家文化安全的現實威脅。同樣出於對本國國家文化安全的捍衛而制定關於保護文化多樣性的政策也就自然地成為反對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普遍要求。[5][1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2005年通過的《文化多樣性公約》,由法國和加拿大倡議,被不少國家認為是可以對抗美國文化霸權的一個堡壘。許多國家的輿論認為,公約的通過已成為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的一個逆向結果。[6][14]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必然構成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破壞。堅持和維護全球文化多樣性,從本質上說,是要在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生產、消費趨同化趨勢進一步增強,威脅到整個人類文化生態安全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全球文化安全機制。這也是最終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成功的重要保證。經濟強國的文化產品在自由貿易的旗幟下,伴隨資本在全球的流動和擴張,沖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其勢之猛,使世界上許多國家猝不及防。它造成的後果是文化產品的標準化和單一化,致使一些國家的文化基因流失。如同物種基因單一化造成物種的退化,文化單一化將使人類的創造力衰竭,使文化的發展道路變得狹窄。文化多樣性是可持續發展的源泉。如同生物多樣性是一個關係到生命在地球上續存的根本問題,文化多樣性是一個關係到人類文明續存的根本問題。每一種文明和文化都擁有自己的歷史精神和人文傳承,有獨特的美麗和智慧。人類社會存在的全部合法性基礎就在於它的文化多樣性存在。沒有多樣性就沒有競爭力。因為只有多樣性才能顯示出差異性,有差異才會有比較,有比較才會有競爭,有競爭人類社會的發展才會有動力。 

 


 

 

 

 

 

 

 

    縱觀當今世界文化安全形勢,一個國家的文化安全狀態往往是和一個國家的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大小成正比的,而這種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大小,又是與這個國家提供給世界文化產品的能力相致的。因此,一個國家是否稱得上是文化大國,並不取決於這個國家歷史的長短和文化資源的多少,也不取決於這個國家國土面積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而是取決於這個國家對於世界的文化貢獻力。而恰恰是這種影響力、吸引力和貢獻力決定了這個國家文化安全的全部係數。此三力越大,則安全係數越高;三力越小,則不安全係數越大。因此,要提高國家文化安全係數,就必須提高本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吸引力和擴張力。 

中國在歷史上曾經身受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文化之害。正如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所揭示的那樣,19世紀和20世紀的東方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從一開始就深深打上了帝國主義的烙印,即使是那些東方傳教士也認為他們的使命並非是由一個普遍的上帝,而是由他們的上帝、他們的文化和他們的命運所設定的。[1][15]而在今天,這一文化威脅並沒有隨著中國文化主權地位的獲得和文化事業的發展而消除,與此相反,在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目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在全球化背景下面臨的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威脅,更加嚴重地威脅著中國的國家文化安全。 

這是由於,一些奉行文化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西方國家,不斷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傳播本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以損害本土文化為手段,圖謀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續和強化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全世界的控制。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於在文化、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國家利益等諸多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為某些霸權主義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和文化顛覆的主要目標之一。而同時,中國面臨著的是在和平崛起過程中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身份參與創建國際文化新秩序的重大歷史使命,因此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必然導致國際文化關係和國際文化權利格局的重大變化、國際文化利益格局的重大調整,必然導致對原有的文化霸權主義體系以及在文化帝國主義的事實上的挑戰。因此,在國際文化戰略格局的歷史性轉變過程中的調整與反調整必將空前的激烈,利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所需要的國際空間這一戰略需求,強行要求文化市場的市場准入就成為在文化上的反霸權的重要領域。而也正是在這樣的問題上,文化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在全球化背景下對中國的文化威脅現實地構成了當前中國的國家文化安全局勢。[2][16]

中國是文化資源大國,但是在當今世界上卻還不是文化大國。美國是文化資源小國,卻是世界文化大國。文化大國是指那些文化綜合國力對世界文化發展具有明顯影響力的國家。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聖經》中的黃金法則(希望別人如何對待自己,自己就如何對待別人)”,不僅基督徒熟悉,西方人熟悉,也傳遍世界大部分地區。而我們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念,比黃金法則更久遠、更美,但沒有在國外廣泛流傳。[3][17]

一個國家的文化是否是安全的,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它的文化綜合國力的強弱以及由此而構成的影響世界的程度。歷史的教導是:一個超級大國無法長期保持它的主導地位,除非它能——充滿著相當大的自認為正確的信心——提供對全世界具有重要意義的啟示。[4][18]一個大國如果不能為國際社會提供一種具有普遍價值的道德或文化理念,不僅很難成為世界領袖大國,而且也無法通過對世界政治文化進程發揮重要影響為自己提供和創造最大限度的國家文化安全所需要的國際文化安全環境。中國要成為一個對國際事務負責任的大國,獲得一個大國應當擁有的文化安全度,就必須承擔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所應當肩負的對於世界文化發展的文化責任,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的建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國家文化安全的充分實現。沒有本能的、固有的民族抱負 (它甚至無需做強有力的表述),任何民族都無法立足於偉大國家之列。只有那些國家,具有以某種不確定的方式促成在文化上自發地爆發出不斷探索和取勝的、富於自信、敢於競爭和充滿活力的欲望,才能自行轉變成一個明顯高出別國一頭的實體。這一欲望反映了共同致力於民族富強偉大的榮耀和命運的無數人,全心全意獻身精神所表達的神秘使命感。[5][19]

大國之所以為大國,不僅在於它的物質總量,而在於這些物質所能轉換的力量及其發揮的空間總量[6][20]當代中國不應當僅僅是五千年華夏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同時也應當是華夏文明對於當今和未來世界文化發展道路新的開拓者和創造性文化成果的提供者、新文化資源的涵養者,對於人類文明應當作出新的貢獻,要在國際文化事務和世界文化發展中擁有應有的發言權。和中國對外貿易出超相比,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和傳播則是嚴重入超,存在文化赤字。以圖書為例,多年來我國圖書進出口版權貿易大約是91的逆差,出口的圖書主要是到一些亞洲國家和我國的港澳臺地區,面對歐美的逆差則達1001以上。從2000年到2004年,中國進口影片及影視作品4332部,而出口影片卻屈指可數。[7][21]中國無意強權,但作為一個擁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文化發源地,只出口電視機,不出口電視機播放的內容,也就是不出口中國的思想觀念,就成了一個硬體加工廠。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憑藉其古老而價值不衰;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發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傳播,才有影響力,只有有影響力,國之強大才有持續的力量。所以,文化不僅需要積澱,還需要振興,需要創新。 

中國和平崛起的過程,既是經濟、科技、軍事實力不斷提升的過程,更是文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吸引力、親和力不斷增強的過程。中國和平崛起,只有硬實力的增強而無軟實力建設的相應配合,是不完整的崛起。所以,中國和平崛起,必然把構建文化大國戰略放在重要位置。大國文化戰略的建設目標,是實現與國家的政治經濟在國際上的影響力的同步增長,擁有與一個大國地位相稱的影響世界文化發展的力量;在讓世界尊重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同時,也要尊重並傾聽今天中國文化發展的態度和關於世界文化發展的意見,是文化成為中國和平崛起為一個負責任大國進程中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標誌。 

中國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的建構不能建築在一個單純的防禦性的思維上。中國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應當是一個積極的主動性的國家文化建設戰略,是要在整體性的建設基礎上完成和實現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戰略意圖。文化大國戰略就是要從戰略設計總體思路上明確中國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的戰略設計與路徑選擇,克服長期以來我國沒有一個關於國家文化發展總體戰略的不足和救火式國家文化危機反應機制的缺陷。[8][22]

目前,我國在編制十一五規劃時,從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要把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的要求,但是,由於迄今為止,我國還尚未制定國家文化發展綱要,缺乏一個全國性的文化發展的戰略定位與中長期發展目標,這就使得現有不少地方的文化發展規劃在戰略思維和戰略意圖上暴露出許多由於體制性障礙和結構性矛盾而造成的低水準重複與狹隘的地方主義和部門利益主義,沒有真正導致文化發展的宏觀戰略的形成。文化大國戰略構想的提出,就是要從國家文化發展的全域,從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和平崛起的長遠的戰略需求出發,建構起積極的國家文化安全戰略,進而確保文化大國戰略的實施和中國和平崛起的文化實現。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競爭,已不僅僅是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競爭,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而且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未來世界生存權利、發展權利的競爭、贏得更加有利的國際地位的競爭,在手段上,也不僅僅是政治軍事實力的競爭,簡單地打打殺殺,而且也包括經濟競爭和不同文化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綜合國力的競爭。綜合國力是自然國力(面積、人口、資源、環境等)、社會國力(主要是政治國力、軍事國力以及社會動員能力等)、物質國力(以經濟國力為主)和精神國力(以文化國力為代表)等多方面的統一體,但文化乃國家之心,民族之魂。美國通過強大新聞帝國、通過好萊塢電影等等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產品大肆推銷他們的一套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通過文化傾銷在全世界構造了一個美國神話,企圖形成獨步天下俯視全球的態勢。 

 


 

 

 

 

 

 

 

 

制定國家文化總體戰略是目前世界上發達國家提高綜合國力和世界影響力的成功經驗。為了進一步鞏固和強化自身的世界文化霸主地位,增強美國文化外交的戰略作用,20001128日前總統克林頓在卸任前夕破天荒地在白宮召開美國第一次文化與外交研討會,探討擬訂21世紀美國對外文化戰略。法國作為一個文化大國,為了保衛法蘭西文化,捍衛法語的純潔性,對來勢兇猛的美國文化入侵 進行了有力的抵制。為了推進世界文化多元化,打破美國文化的壟斷地位,法國把對外文化宣傳視為法國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常重視在世界上傳播法蘭西文化,並成為世界上最為注重對外文化宣傳的國家之一。尤其是積極利用高科技宣傳手段,通過衛星和視聽傳媒把自己的圖像和聲音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為了擴大歐洲影響,增強歐洲的文化實力,以整體的力量聯合抵禦和對抗美國強勢文化入侵,法國總統希拉克又提出文化歐洲的構想,就是在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甚至政治共同體的同時,企圖建立歐洲文化共同體。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文化發展受到巨大衝擊,面臨西方文化侵略,普京清楚地意識到俄羅斯民族文化的危險處境,為了反擊西方文化侵略,振興和發展俄羅斯民族文化傳統,重振俄羅斯大國雄風,2000年初,當時還是俄羅斯代總統的普京批准實施文化擴張戰略,從而確定了積極的對外文化政策。早在20世紀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就提出建立文化發達國家的戰略構想,努力使日本成為亞洲乃至世界的文化基地。一些日本學者甚至提出文化立國的主張。[1][23]1994年澳大利亞制定了第一個以創造性的民族為核心的國家文化發展戰略,1999年英國制定了文化與創新:未來十年的文化發展規劃,提出:創意英國的國家文化戰略。在亞洲,日本、韓國和新加坡是較早提出和制定國家文化戰略的國家[2][24],印度早在1993年就由新聞和廣播國務部長辛格德奧在議會上院提出一項提案,規劃如何限制傳播西方影視文化、發展本國文化。 

制定國家文化總體戰略一個最明顯的利益實現就是:最大限度地凝聚全體國民的向心力和創造力,為實現國家的目標而奮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協調發展。歷史和現實證明,任何民族文化的斷裂,必然導致這個民族的衰退。而民族的振興,始于文化的復興。只有在世界文化佔有一定的份額,才能成為文化大國。只有文化大國,才可能成為世界強國。中國應當借鑒國際社會的成功經驗,確立建設文化大國的國家總體戰略與相應的國家文化戰略配套系統,從而在不長的時間內,在文化原創能力、文化綜合國力和國家文化管理能力等方面處於國際領先地位,為最終建設世界文化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作者簡介]  彭新良(1974- ),男,湖北麻城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外交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文化外交、國家文化安全。 

 

[聯繫方式]  彭新良:010-84263889 13911365523email: pengxinliang@yahoo.com.cn



[1][1] []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p.90.

[2][2] 同上書,p.92-93.

[3][3] 張京媛主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p.4.

[4][4] []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p.377.

[5][5] []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馮建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p.77-78.

[6][6] 趙修藝.文化帝國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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