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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7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发展历程

时间:2010-01-26 08:56:09  来源:今日财富  作者:

一、外交发展的历程

7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历程:

(一)7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适时地调整了对外关系,使中国的外交关系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主要表现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1.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由于美国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孤立的政策,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剥夺。在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被非法剥夺了20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复。

2.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外交关系的恢复。

60年代末,中国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对美国的政策,同美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一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1971年4月,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了大球。周恩来对来访的美国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说:“你们这次应邀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的大多数的支持和赞成。”[1]

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秘密访华,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也不再孤立中国。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通过《上海公报》,中美两国结束了25年之久的相互隔绝状况,实现了双方关系的正常化,但中美关系仍然徘徊不前,直到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中美关系改善是中国外交形势转变的关键,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国际上出现一个同中国建交的热潮,直接推动了中日建交,扩大了中国的世界影响

3.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外相大平正芳等访问中国。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自声明宣布之日起,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2]。中日结束了长期敌对的历史,揭开了两国睦邻友好的新篇章,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与世界和平。

中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也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八十年代独立自主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根据国际形势和国内任务的需要,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从而发展和充实了中国地理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80年代,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表现为交往范围不断扩大,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重视经济外交以及外交风格灵活务实。其外交成果主要表现为,中美“八•一七公报的”发表和中美经济技术的发展;中苏关系的逐步改善;中日友好关系的改善;中国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进一步加强;以及中国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

(三)冷战结束前后的灵活务实外交

冷战结束前后(包括现在),中国开始实行少冲突、更成熟、更自信。同时对地区和全球事务采取更富有建设性的方法。与十年前相比,“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积极地融入了国际体系”[3]。中国已利用目前许多一系列相关的国际机制,规则和准则作为推进国家利益的方法。中国双边关系的数量和深度都有所扩大;中国加入各种贸易和安全协定,加深多边组织的参与,帮助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外交政策决策变得更透明化和机制化,并且中国的外交人员更精通于国家目标的把握。

二、各个历程外交的不足之处

纵观70年代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中国以一种家长制的方式指定外交政策,对待国际体系,毛泽东主席持拒绝和排斥的态度,力图推翻国际体系,通过推动世界革命寻求改变国际体系。主席的外交风格主要表现为他爆炸性的语言,强烈反对美苏两国,只注重发展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把自己隔绝于国际组织之外,实行很少和世界交往的经济自足政策。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外交过程开放了许多,但是中国追求到了一些权利,但却没有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这种现象在诸如联合国那样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里特别明显。邓小平同志反对双边机制,因为他认为双边机制可能被用来限制或者惩罚中国。中国的外交队伍仍然非专业化和非经验化。更糟糕的是,中国自己实际上的外交政策满意同样难以达到和模糊。

其次,中国外交中强调一种受害心态(victim mentality),强调中国近代以来150年遭受屈辱和侵略的历史。由于“受害者心态”的存在,致使中国在与西方世界打交道中总是把对方假想成敌人(adversaries),所以中国总是把美国指责为霸权主义(hegemonisim)和强权政治,中美关系由此波折不断。同样,也由于受害者心态的存在,也导致民众(甚至知识分子)产生一种不理性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来是软实力的重要部分,但若控制不当,也会走向极端。

第三,关于人权和民主外交的不足

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对人权和民主的概念和适用范围都有具体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总体来说对世界各国都是普遍适用的。诚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首先追求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无可厚非的,但在解决基本问题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和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接轨,更好地推进民主和保护人权,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三、外交不足的解决办法

针对我国外交的不足,笔者认为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中国的外交水平:

首先,形成一种大国心态(great-power mentality)。中国应更积极、更主动、更自信地参与国际事务,从而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其次,针对中国外交的低机制化、低透明度和全民很少参与等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进和提高:

第一,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筹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思想库。中央政府在开展经济外交时,必须考虑地方利益,为地方创造更好的经济环境。地方外交日趋活跃,自然可以变成中央外交的配合和补充,可以推动中国外交的总体发展。有鉴于此,发挥地方积极性,建造有地方特色的思想库就成为目前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第二,充分发挥公众的积极性,使思想库成为集思广益的平台。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动员群众,提高外交的透明度和人民的参与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公众积极性能够得到发挥,就能够保证思想库的“智慧之源”,也更能反映民众的情绪和国民心态,使决策更贴近公众想法和主流民意。

第三,思想库本身应当扩大信息获取的渠道。目前中国思想库获取信息的来源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途径:(1)从各种海外相关的文字材料特别是国外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的演讲和谈话,政府的政策声明,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公开发表的报告、文章,以及报纸、通讯社等媒体所发表的报道与评论中获取信息。(2)从各国驻华机构提供的材料中捕捉信息。这主要是各国驻华使馆提供的该国相关政策的背景资料和参考资料。(3)从中国驻外机构提供的材料中分析信息,这主要包括发回国内的函电、内部报告、机密资料等。(4)从网络中筛选信息。这主要是通过国际互联网,借助搜索引擎获取相关资料。

第四,提高外交信息处理的水平。中国外交思想库本身应当加强和提升情报分析的能力。情报分析重于收集,这样可以避免闭门造车的外交盲点。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仅需要思想库和大专院校的研究人员,而且也需要在政府部门内部造就一大批信息情报分析人员。信息分析当然要服从于政治,摒弃纸上谈兵、忌讳经院学究,但是能否作到真正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准确处理信息和上报信息,也是对思想库人员素质的一大挑战。

7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交有艰难曲折的历程,也有许多丰硕的成果,也有值得反思、改进的地方。以便更好的提高我国的外交水平,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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